工作权中的工作自由、组织工会自由、罢工自由，教育权的教学自由等属于自由权层面。

[32] 伯纳德·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顾昕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100页。第二，省级人民政府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项目范围内，确定传染病预防、控制、监督等项目，并保障项目的实施经费。

及时、准确、全面发布传染病疫情信息，有助于保护公众知情权，是有效控制传染病的一项积极、主动措施。（二）1949-2000年：卫生防疫机构的发展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卫生行政工作方面，确立了预防为主的总方针，卫生工作主要是防疫、保健、建立基层卫生机构和培养卫生干部。疾控机构应依法履行行政过程中的咨询性、辅助性职能，应明确行政在疾控体系建设中的保障义务，行政应对疾控机构进行合法性监督。（一）作为事业单位法人的疾控机构 在德国、日本，常通过法律设定公法人或行政法人，令其承担专业性较强、且具有信息收集和事实认定职能的公共任务。疾控机构可就决策程序、内部管理程序、疾控系统信息管理等颁布程序性规范，推进程序性自我规制。

[30] 参见《卫生部关于印发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本职责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绩效评估标准的通知》，卫疾控发〔2008〕68号。[9] 参见1989年版《传染病防治法》第5、7、21、24条。确认整个社会的结构性统一体的合法性。

宪法也不应当只是功能性的多，而更应该是规范性的一{3}（P.63-64）。哈贝马斯同样反对总体性的社会概念，但他没有像系统论宪法学那样放弃普遍主义的商谈理想进而接受宪法的碎片。例如，新商人法（lex mercatoria）的宪法化就不需要集体行动者的出场{1}（P.79）。而在实践中，无论是商人法通过各类仲裁机构将产权、契约和竞争自由界定为超国家公共政策，还是跨国公司宪法对公司治理新自由主义原则的确立，这些实践所承担的，实际都是作为世界经济宪法的构成性功能{1}（P.91）。

托依布纳深刻意识到，由于在全球社会层面缺乏民族国家的主权干预，各类跨国运作的社会系统特别是经济金融系统，很容易放纵其作为局部理性的危险{1}（P.93）。哈贝马斯指出，系统论宪法学错误地放弃了对法律的规范性自我理解，消除了法律应然有效性的义务论向度，以及法律作为行动规范和行动命令的语内行动意义。

形成了与矛盾因素并存相联系的一种特殊的时间感{4}（P.191）。业已建立的制度，也往往由各种公开和隐秘的权力在维持{5}（P.192）。宪法的力量绝非仅仅来自法律规范本身，也来自其背后的社会动力。这些研究指出，由于在世界社会层面缺乏民族国家的等值物，同时，由于跨国家社会系统缺乏行动和组织能力，因此，超国家宪法的担纲者，就只能是各类超国家组织{1}（P.63-66）。

这种中世纪宪法的宗教信仰与文化精神基础，对于社会宪法的发展是否同样不可或缺？概言之，伯尔曼基于法律的正义和基于正义的法律的一体两面性，哈贝马斯强调的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的一体同源性，是给系统论宪法学带来的深刻启示。包括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媒体在内的全球社会系统，已经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各种超国家体制在没有世界国家的情况下出现了自我宪法化的现象。承认矛盾因素的每一方面（宗教-世俗、皇家-封建、封建城市、城市-行会）均具有合法性。对此，传统宪法学未能表现更大的理论想象力，突破存在于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困境。

任何宪法的核心问题，都在于指涉自我、他者与全社会之间找到平衡{1}（P.84）。其一，中世纪西方不存在统一国家，而是各大政治法律体系并存。

宪法不只有关组织的内部运行、决策及其规范化，宪法也必须处理一个社会领域的规范建构和限制问题，必须处理社会系统的自我构建与外部设限等问题。宪法实现的对社会系统领域的分化，能够确保社会系统不被任何单一的中心支配与控制，从而赋予系统自主演化和反思的机会。

哈贝马斯认为，系统论宪法学多中心、功能分化，既没有基础也没有头脑的社会图景，虽然揭示了当代社会高度复杂性、可变性、偶联性和多元性的特征{3}（P.59），但这一观察范式也错失了对规范性的政治和法律行动在建立现代秩序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的理解。社会系统宪法化很可能被社会权力的利益逻辑主导{3}（P.213-214）。最后，哈贝马斯敏锐意识到，从功能主义角度实现的社会分化，与从规范主义角度实现的权利进步，这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偶然的，个体的自主和差异，经常与系统的自主和差异发生冲突[3（] P.435）。按照哈贝马斯理解，系统论宪法学的观察盲点，就在于把权利概念简化为功能主义的分配和涵括，把法律权利化约为一种物品和媒介的配置模式{3}（P.519）。系统论宪法学的最后一个盲点，则在于严重忽视了权力、战争与军事的维度。譬如，围绕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对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反思，实际就启动了世界经济宪法的自我反思与自我限制的功能化进程。

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就通过冲突解决的法律化、贸易规则优先于政治等原则，逐渐获得自主性，演化出世界贸易宪法的雏形{1}（P.64）。首先，超国家宪法权利，是作为一个统一版本，还是应当根据社会系统分化，也发展出各自独立的权利类型？第二，超国家宪法权利，其有效性和正当性基础究竟何在？ 在此，系统论宪法学再次成功地将宪法权利与民族国家宪法概念进行了剥离，将其转化为更具一般性的权利概念。

通过对过去几十年中世界重大议题的罗列，哈贝马斯得出了一个足以令系统论宪法学受挫的结论：这些重大议题几乎没有一个是由社会功能系统的代表者所提出，相反，它们都来自公共商谈{3}（P.470--471）。在跨国体制宪法中，到底谁是我们人民？如果没有真实的我们人民，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宪法？跨国体制宪法遗漏了作为宪法主体的人的维度，也就可能因此回避宪法的规范性问题，跨国体制也因此难以成为适格的宪法主体{1}（P.69）。

协调社会结构中并存和竞争性的相互激烈冲突的因素。在传统宪法范式下，道德原则的规范性通过公共商谈转化为统一的宪法规范，来引导全社会的运行。

最后，宪法代码与法律代码存在紧密联系，而社会学还原忽略了宪法代码的法律维度。这样一个不可随意支配的环节，在哈贝马斯看来，恰是宪法成其为宪法的关键。宪法绝不等同于各种功能系统的平行集合，它更是一个统一政治空间下公共商谈和交往理性的产物{3}（P.370）。在政治系统中，宪法权利通过法律化的形式，把权力媒介分化为各种制度化的形式：即能力、主观权利和人权{1}（P.155）。

各种外部压力通过认知性学习的转译过程，转化为各种理论模型、专业知识语言、跨组织谈判权力、名誉机制、激励与制裁权力，从而成为社会系统宪法化的真实动力{1}（P.112-113）。首先，宪法代码不同于法律代码，将宪法代码化约为法律代码，会造成对宪法代码特殊性的忽视。

在现代宪法传统中，制宪权被具象地联系于具体的主体，并进一步通过政治神学掩盖了它作为沟通潜力的真实存在。余盛峰：知识产权全球化：现代转向与法理反思，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6期。

系统论宪法学认为，只要跨国体制的规范化能够同时具备宪法功能、宪法领域、宪法过程和宪法结构这四项基本指标，就可以判定它已经完成对社会过程的正当化构造，确立起一种实质的宪法权威{1}（P.87-88）。但是，与系统论宪法学对社会沟通偶联性的强调不同，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代社会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尤其更加需要坚持法律规范性主张中那个不可随意支配性的向度{3}（P.87）。

[2]传统宪法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强调一种整体主义的宪法方法论，将世界理解为一个由不同国家以及国家-社会二元划分的空间。但是，系统论宪法学意识到，国际组织不能直接等同于超国家社会系统。跨国体制（regime）作为宪法主体，超越了国际组织的视野，将正式组织之外的契约、价值原则和网络化结构，以及范围更广大的规制体系，全都纳入了超国家宪法的理论视野。正如系统论宪法学所揭示，各大社会功能系统（譬如经济、科学、法律、健康医疗、大众传媒），在今天都不存在统一集体行动者出场的可能性。

注释: [1]本文评论的系统论宪法学，受到德国社会理论家卢曼的深刻影响，代表性学者包括托依布纳、桑希尔、莱斯卡诺（Andreas Fischer-Lescano）等。由此，系统论宪法学为我们打开了宪法想象的巨大空间，我们人民绝非具象的集体行动者，民族国家也并非宪法运行的唯一空间。

换言之，全球社会系统的自我奠基与其政治-法律层面的宪法化之间，出现了深刻的疏离和紧张关系{1}（P.50-51）。其次，宪法权利不再等同于主观权利，为了保护个人，甚至保护各种社会体制，需要拓展制度化、组织化和系统化的保护渠道{1}（P.14）。

超国家宪法权利的发生动力，在于跨国体制的司法实践，正是社会系统的司法实证化，在各大社会领域创设了宪法权利{1}（P.150）。在公共商谈、宗教文化、军事权力这三个维度，系统论宪法学也存在观察盲点，哈贝马斯与伯尔曼的洞见能够加强其批判的潜力。